应该说，制定行政程序法是中国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步骤，对于发展民主政治，保护公民权利，遏制腐败现象，克服官僚主义，提高行政效率，推进政府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具有重要意义
但目前中国有些地方政府的做法刚好是相反的，是在打压律师、限制律师的作用。首先是产权明晰化的意义。
这就是具有世界性历史意义的中国问题。这样的偏颇在今天依然存在。近30年来，个人权利从压抑中解放出来了。但是，这样一来国家不可能是中立的、形式化的，规则的制定和实施势必充满了主观任意性。在制度层面，遵循先例机制起了主导作用，审判权成为法治国家运作的轴心。
那么这两种不同的法治观之间，是否存在对话、沟通乃至转化的契机呢?也就是说，在法家式的法治思想里，能不能找到某些与现代法治思想灵犀相通的对接点。所以契约自由需要产权明晰作为配套条件。理解到现代的、民主的、法治的国家，即由一个、一个的国民组成。
要国家的自由，而不能要个人的自由。如果说劳教或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是强制性预防措施，我们能不能因判定一个人可能危害社会（或是可能伤及他人权利）而对其实施监禁（哪怕是强制性教育）？谁又有权力判定一个人可能危害社会？如果这种可能被认定是持续的，是否就应对这个人不断地或长期地或终身地监禁。国（家）-社（会）本位与以人为本是两种不同的作为决策立法根基的理念，国（家）-社（会）本位与以人为本是两种不同价值取向的选择。如果说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是一种家（庭）-国（家）本位的法律，那么，在80年前，国民党执政时期明确提出了法律应是国（家）-社（会）本位的法律。
在整体利益高于一切的理念下，任何个人的自由都是可以限制的（单位可以任意决定某个人在某日下班后不准回家，留在单位或送到某处办学习班）。于是，就有了不对某些人实施强制措施，就必然会伤及绝大多数人利益和危及社会治安稳定的结论来。
二是所采取的措施、所制定的法律、所设立的制度是否合于我们所持的基础理念。在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件中曾述及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的社会所缺乏而需要构建的四种机制，这就是权益保障、诉求表达、利益协调、矛盾调处的机制。第二是须有中立的司法，遵从预设的程序裁判。国家的利益即在国民的利益，而国民的利益是多元的，决策立法重要的功用之一，即在能协调、衡平不同利益，以致社会于和谐。
许多我们曾经认为是有害社会的事，今天看来并不有害社会。决策立法的根本差异，在于是以人为本，认可、尊重、保护人的权利，还是像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那样以国为本——即以抽象整体利益（或说绝大多数人利益）为本，着眼于组织、动员、战斗、管理、控制和整齐划一。在那个时候，劳教分子相对阶级敌人来说，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或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之所以会对他们强制，是因为在那个历史时期，根本就不认可有个人自由，不认可有相对政府管辖领域的私领域存在。一些选择了与社会主流中人不同生存方式的人，如果他们没有其他伤害他人权利的违法犯罪行为，是不是一定要对他们用强制的方法予以改过——特别是事实已经证明强制的方法对改过并无实效。
其次，是解释，面对同样的事实，人们可以做出不同解释，原因可能出自认知的问题，也可以出自观念——解释包含了价值判断，解释需要回答现实存在情状之所以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对人们的影响又是什么？第三，是回应，也就是具体的决策，采取什么措施，制定什么法律，设立什么制度。这种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形成的、已成定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则作为计划经济体制时期遗产，至今，且在很长一段时期还会影响着我们的决策立法和政策法律的实施。
而执法中的随意性和利用职权，枉法裁处，则是仅靠提高法律阶位所不能解决的。（2010-3-11） 进入 李楯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维权 维稳 。
今天尚存在的劳动教养、强制戒毒、收容教育，以及过去的收容遣送、收容审查，及似与前述各项不同的对精神病人的强制措施、对传染病人的强制措施、对于传染病人接触者的强制措施，在立法面前，都须置之于法治的原则和理念的考量之下，以判断其是否必须、是否得当。要对客观存在做出事实判断，关键在于能不能全面地取得和准确地把握信息同时，从道理上说，他们应该讲明之所以采纳一种主张而不采纳另一种主张的理由。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告诉我们，被制定出来的法律的内容是什么，是第二位的事，问题首先是法律是怎样被制定出来的。以法律为治理的工具，进而通过立法（虽非国家大法，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各种文件，性质实为法律）处置盲流，以实现有序，正是这种计划经济时期制度文明的组成部分。在开始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过程中，1952年，中央劳动就业委员会的文件中就已经提出了要克服农民盲目地流向城市。
你不是要大城市的秩序吗？你不是认为为了多数城里人的平安就可以处置盲流吗？而当你制定了要处置盲流的规定及认定盲流的标准之后，你就不要忘记，只要有这种处置的规定在，有一天，当你不幸沦为，或是被误认为，或是被当作盲流，甚至是盲流中的精神病人的时候，等待你的就是这种规定。有人又说，对盲流，特别是盲流中的精神病人不收容遣送则城市秩序无法维持，而我们不要忘记，背离了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不把盲流和盲流中的精神病人也当作人去看待，当作人去尊重，就突破了现代法治的底线。
只有在这样的情景中，盲目流动的概念才是可以成立的，而认定盲目流动的标准也才是有意义的。这里，问题有二：一是由谁来认定理由正当与否？乙认为甲是盲目流动，而甲认为自己的目一点也不盲，谁说了算？是流动的人自己，还是不流动的人、自认为是代表多数人的人，或是被选出来代表多数人的人。
《诗经》中所谓的佻挞，北京话中的溜达，上海话中的白相，以至很明显是贬义词的流氓，都隐含着这样一种意思：一个人应该有一个确定的处所，呆在那儿不动，即使要离开也应该有确定的目的地和正当的理由，否则就不大好，甚至很坏。没有个人的选择，就与法治的基本原则相违背。
没有个人的选择，就不可能有市场经济。没有个人的选择，就是封闭。（2000-8-5） 进入 李楯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盲流 。最后，在广州、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中，人们常说：是外来人使自己的城市拥挤、秩序混乱、犯罪增多。
人们是否注意到这种说法有可能构成一种外来人歧视？从法律上看，我们非常容易在具体问题上忘记了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由于不同的人的利益和观念是不同的，法律的内容在被确定之前，首先应该让有着不同利益和观念的人们有同等的机会阐释自己的主张和提出支持自己主张的证据，立法者固然有权采纳一种主张而不采纳另一种主张，但他们只有在公平地听取了各种不同的主张，经过比较之后，才能作出自己的决定。
现在，变化早已发生，中国要开放，要搞市场经济，要走向法治，而这三点有着一个共同的要求，就是要给个人以选择的自由。一个人外出经商被作为盲流的精神病患者抓起来（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盲流的精神病患者，因为非盲流的精神病患者的待遇一般不会如此），在中国，人们往往问：她是不是盲流？盲流的在法律上的标准是什么？法律规定应该怎样处置盲流？而在这里所要提出的是：在开放的中国，在要搞市场经济的中国，法律上应不应该有盲流这个概念，规定了盲流概念和规定了怎样处置盲流的法律在一个宣称要走向法治的国家中是不是一个好法？盲流就是瞎走动，到处瞎走动，或是无目的地走动。
而突破法治底线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因为历史早已为我们证明：只要有不把人当人对待的规定存在，这种规定所可以指向的，往往绝不只是当初制定这一规定时所想指向的人。
因此，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法律的关键不在于具体规定，而在于支撑着具体规定的理念。——因此，对于与法律相关的盲流问题，关键也不在于认定盲流的标准，而在于在是否应动用法律的名义去处置盲流以及怎样处置盲流这一问题上所表现出的理念。20世纪80年代，是人民公社制度和统购统销制度的终结使限制农民走进城市和限制城镇及中小城市人走进大城市成为不可能，但盲流一词一度频繁见诸报端，指责流动无序，倡导有序流动之说屡屡出现。从国情上看，我们又非常容易忘记几十年来农村人、小城市人对大城市建设的贡献。
那么，制定处置盲流以及认定盲流标准的法律时，曾经考虑过给被认为是盲流的人以陈述自己主张的机会吗？二是盲目流动之所以要受到处置的理由是什么？盲目流动侵害了法律所需要保护的何种法益——是个人的、社会的，还是国家（政府）的？以及什么才算是侵害？甲盲目流动造成乙身体被伤，财产受损，是侵害，还是甲盲目流动，使乙看着不高兴，觉得到处乱糟糟的，就算侵害？乙认为盲目流动不好，自己不盲目流动，是否就可以制定不准甲盲目流动和处置盲目流动的甲的法律？甲不侵害他人的权益，即使盲目，是不是就不准流动？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认为：一个人在他不侵害别人权利的情况下，即使作出了在别人看来是不好的选择，也不应该受到限制。说不清是收容场所还是医院的负责人的人毫无道理地将被收容者抑或是被医治者男女混杂地关押在一起，听任轮奸犯罪的发生，这一切确实令人震惊，具有新闻所需要的哄动效应，但我们更关心的是其中最一般的问题——不那么具有哄动效应的和关系着更多人的事：一个人外出经商所会遇到的事，抑或是一个人不为什么而外出会遇到的事。
收容场所和医院混作一团。此后，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有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的规定（从法律上看，这一规定的有效期限应自1954年持续至1975年），但在法律的级阶中比宪法低，实效比宪法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中却规定了对城市人和对农村人实行不同的户口簿制度，在这一条例的立法解释中再次提出了从农村盲目流入城市没有户口的人员的问题，与此同时，对盲流实行收容和遣送的工作一直由公安和民政部门持续进行。
我们总是讲中国特色，如果中国确有特色的话，那就是中国作为一个晚发外生型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在被打开国门，开始自己的被现代化进程后，又中断了这一进程，在封闭和市场极度式微的背景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制度文明质态。农村人、小城市人到大城市，要暂住证、务工证、婚育证，北京人到上海，北京人、上海人到小城市和农村则不要这几证，同为中国人，同在中国政府所辖境内，待遇何其不同。
